抗战期间，戴笠在重庆有多少秘密基地，可能连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也未必清楚——戴笠这个人一向喜欢玩儿神秘，有时候沈醉替他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长沙股票配资平台，也是在受命之时才得到一个地址，沈醉和很知趣地绝不多问。
沈醉在《戴笠其人》中回忆：“每到年节的头一两天，戴笠总吩咐我去做一件事，要我一个人开一部汽车，先将车照号码、车身颜色告诉他，他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便将十几个信封交给我，叫我晚间把汽车开到离蒋介石上清寺住所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来，一会儿便有人到我车旁来取这些信件。”
沈醉这段叙述，所过生意，尤其是搞过工程的人都能看懂，看不懂的也不必多解释，因为咱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聊戴笠的秘密基地：吴敬中可以到“漱庐”吃饭，连沈醉都不能随便进出的“豁庐”有多神秘、多可怕？
吴敬中到“漱庐”吃过饭，那件事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吴敬中原名吴景中，曾在戴笠开办的军统临澧特训班当过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在“漱庐”吃饭的时候，老吴的身份是中苏情报合作所总务科长：中方所长为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郑介民，郑是白方派去的，吴是红方派去的，所以沈醉在回忆录中称吴敬中为“叛徒”。
吴敬中因为想介绍（出卖）一位可以在重庆公开活动（当时是共同抗日时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而获戴笠赏识，虽然“任务失败（那位同学严词拒绝了戴笠的宴请）”，但吴敬中还是在戴笠的“漱庐”混了一顿好饭，沈醉说那顿饭他也吃了：“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我把这顿饭准备得特别丰盛。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漱庐”是戴笠的秘密基地之一，但绝不是最秘密的，据沈醉回忆，位于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宴请客人，十次有七八次都是由沈醉在旁边“作陪”，当然作陪是个好听的说法，实际就是保镖兼小二，斟酒布菜端茶倒水才是沈醉的主要任务。
能去“漱庐”的，基本都是“初次见面或关系不深的人”，所以戴笠才愿意有沈醉在场作陪，因为沈醉的武功和枪法都不错，沈醉还挺自豪：“他天天暗算人，也时时提防别人暗算他，请客时不能让警卫站在旁边，我既够做陪客的条件，更可充当很好的保镖。”
当时的高官们都喜欢附庸风雅，像戴笠那样财大气粗的特务头子，这庐那庐多得数不清，仅沈醉知道的戴笠别墅和公馆，在重庆就有十多处：“我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究竟住在什么地方，也很少有人能够弄清楚。”
沈醉不是江山人，还真挤不进那个由毛人凤、毛森、姜毅英等人组成的“江山核心圈”，尤其是沈醉最擅长的是搞行动和伺候人，对情报和电讯并不精通，再加上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后来被戴笠忌惮，所以很多事情沈醉并不可能知道，比如属于戴笠最秘密基地之一的“豁庐”内部什么样，沈醉也没见过。
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特选入“豁庐”的张成信写了一篇《戴笠与重庆豁庐》的文章，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二十四期，我们才有机会一睹这个神秘之处的真容：“‘豁庐’位于重庆市神仙洞街94号，是军统的一个绝密机构。那里不通信，不会客，家信往来，通过检查获准，允许以林森路海关巷1号投转，军统内部的公务接洽，指定在枣子岚垭‘漱庐’。官佐勤杂人员，使用特制的出入证。”
沈醉在六本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人鬼之间》《战犯改造所见闻》《戴笠其人》，这六本笔者都买到了）中对“豁庐”只字不提，说明他对这个秘密基地可能一无所知，因为他“学历不够”，而且“专业不对口”，所以“豁庐”的兴建，完全是由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一手操办。
能进“豁庐”的，至少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仪表端正、精通外语，沈醉的相貌如何，大家可以看历史照片，但他没上过高中，也不精通外语，这却是有据可查的：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记述，他1932年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参加游行而被开除，然后就在姐夫余乐醒的介绍下加入了戴笠为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在“豁庐”搭台唱戏之前，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只有少数几个密码破译人员，直到曾在美国防部工作过的黑室负责人雅德利（也译作雅德类、雅德赉）少校来华，准备建一个“中国黑室”，这才有了魏大铭亲自搭建、又被别人摘了桃子的“豁庐”——一开始叫“军统局密电研究组”，后来叫“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因为名称和上封经常变化，所以当时特务们还是习惯称其为“豁庐”。
魏大铭和雅德利建起了“豁庐”，却没有完全被戴笠掌控，据张成信回忆，当时有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的密码破译机关，老蒋的侍从室首先安插了一批人员（魏林、魏缴宪），宋子文、宋美龄又安插了一些人（温毓庆，后来成了一把手），就连在军统不显山不露水的“巨头”唐纵，也把自己的族人唐宣明塞了进去。最后老蒋更是把自己的亲戚毛庆祥派去坐镇。
为了争夺“豁庐”的掌控权，当时各方大佬可是进行了一番博弈，最后是把戴笠和魏大铭都踢了出去。张成信回忆：“温毓庆资深学优，有宋美龄、宋子文作后台；毛庆样是蒋的机要大臣，又是姻亲；魏大铭资历浅，难孚众望。几经磋商，温出任主任，以毛、魏两人副之，命令发表后，佯装有病，又发表毛庆祥代理主任。毛庆祥看清这一形势，认为先下手为强，偷偷向蒋介石打了一个小报告，指控军统人员，在该室捣乱不团结，得到蒋的批示：‘凡属军统人员，限2月（1942）底前，全部撤离技术室。’戴笠奉令后，既承认斗不过国舅，又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乖乖地按期撤回。”
连戴笠的专业队伍都被踢出了“豁庐”，沈醉当然更是连门都摸不着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沈醉对“豁庐”只字不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秘密基地，在抗战期间确实破译了一些日军密电，但蒋家和宋家的心腹嫡系，似乎对另外一方面的情报更感兴趣。
要是不看张成信的回忆文章，我们甚至不知道当年延安的密电码，也被他们破译了：“当时中共重庆办事处，拍往延安，报道社会上、报刊上的进步言论，也是使用成语词汇作加码，现在还能回忆出来的如‘密的乌云布满天空’、‘敌机狂炸曾家岩’、‘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类密码，有其周期性，固定性，容易分析密钥的破绽。”
张诚信之所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因为他就是这方面的负责人，当时“豁庐”有一室六组三百多人，只有两个组研究日军情报，同时却有两个组专门破译延安方面的电报。其中以杨仕伦、方坦怀为组长的破译组专门研究延安密电码，以张成信为组长的电务研究组（前面还有两个很难听的字，就不提了），组员全都是叛徒。
这样一个机构，难怪老蒋和宋家要牢牢地抓在手里，最后连戴笠也被一脚踢了出去：很多吹捧文章都只看到了“豁庐”对日情报战有所贡献，却不写当年老蒋在联合抗日的面具之下，还花费了更大人力物力对付延安，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别说沈醉没有资格参与，就连戴笠也被排除在外，这个秘密基地的可怕之处，读者诸君应该会有一个更准确的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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